深德观察 | 抗疫之余，财富人群如何持续参与公益

以下我们将介绍五种路径，包括主流的专项基金、个人/家族慈善基金会、捐赠人建议基金、慈善信托、以及影响力投资等新兴形式，供大家参考。

1. 设立专项基金

财富人群可以捐赠资金到公益基金会，专门解决某个自己关心的社会问题，资金达到一定门槛后就可以设立“专项基金”。以明星群体为例，据基金会中心网统计，截至2019年10月14日，我国约有19个由明星独立或联合发起成立的专项基金，包括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黄晓明明天爱心基金”、 中国扶贫基金会“易烊千玺爱心基金”、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集善扶贫健康行——孙楠·重塑未来”专项基金等。

专项基金与公益基金会一般相比，具有一定的独立性，需要设置专门的组织机构进行管理和决策，也需要支付基金会一定比例的管理费用。值得注意的是，设立专项基金之前有必要对基金会进行慎重选择，因为好的平台能够高效地支持专项基金运作、帮助专项基金长大，而不是施加不必要的限制。

2. 创立个人/家族慈善基金会

很多专项基金发展成熟后，会独立出来变成一个基金会；或者，如果资金量很大，并且配备了较为专业的团队，也可以直接注册成立个人/家族慈善基金会。例如，2012年，韩红发起“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关注偏远地区的医疗卫生和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在本次疫情中，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表现抢眼，疫情爆发的一周内筹款超过1亿元，动员了众多艺人明星参与，由于救援的及时性和透明度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可。

据《中国家族慈善基金会发展报告（2018）》，截至2018年底，我国共有家族慈善基金会 268家，占全国基金会总量的4%，例如牛根生携家人发起的老牛基金会、曹德旺创立的河仁慈善基金会等。2005年至2017年，中国家族慈善基金会捐赠支出由873万元增长至37亿元，呈几何级数增长。

3. 捐赠人建议基金

国内的捐赠人建议基金（Donor Advised Fund，后简称DAF）与专项基金有一定相似性，都是由捐赠人出资在公益基金会下设子基金。但是，DAF与专项基金的主要不同在于，前者是资助型且捐赠人有较大程度的参与，而后者是执行型，捐赠人可以交给专门的团队进行管理。

“服务顾问”是DAF模式的一大亮点。秉承服务捐赠人的精神，顾问会为捐赠人提供投资建议以实现慈善财产的保值增值，以公益行业专业为捐赠人的捐赠使用保驾护航，并且定期为捐赠提供定制化的捐赠成果汇报等。

DAF在国外资本市场已经相当成熟，最早的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据统计，2015年美国的GDP仅增长2.6%，而美国的DAF捐赠共计达到223亿美元，同比增长11%。但是在我国，DAF还是一个新鲜事物。

4. 设立慈善信托

跟DAF一样采用“捐赠+投资理财”模式的还有慈善信托。2016年9月实施的《慈善法》给慈善信托这一模式提供了明确的定义和法律依据，即以实现社会慈善事业为目的，并以全社会或部分社会公众为受益人的信托。财富人群可以委托信托公司或慈善组织设立慈善信托。

据慈善中国统计，从2016年9月到2019年12月，四年间共设立274单慈善信托，资产总额总达28亿元人民币，且每年新设立慈善信托单数不断攀升。例如，2017年，“美的”创始人何享健及其家族通过设立一个永续的慈善信托，将慈善信托财产及收益全部用于支持顺德区的扶贫、救济、养老、教育、建设、村居福利等综合性的公益慈善需求，推动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与提升。

5. 影响力投资

财富人群还可以作为影响力投资人，以市场的手段助力社会问题的解决，并获得社会价值和资本的双重回报。200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提出了“社会影响力投资”的概念，目前来说，影响力投资并没有确定、统一的定义，但它主要是指在产生积极的社会与环境影响的同时，并不放弃长期财务回报的投资行为，可以说它在公益慈善的价值诉求和资本的趋利诉求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

例如，本次疫情中表现亮眼的“丁香园”即是社会影响力投资的成功案例之一。作为“丁香园”早期投资人，曼哈顿资本、麒麟会创始人王进看到了其作为商业项目具备的远期潜力及其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力，从而参与到丁香园的早期过程中，最终实现了超百倍的投资回报。